（三）强制执行权利意味着分配资源。

［1］101同样的，法学思维范式的改变也的确使法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法律也可以作为一种素材进入艺术领域，进入原本属于审美感受和评价的领域。

与前两股思潮相比，社会学法学思潮非常年轻，是19世纪末的产物。尽管更新过的法社会学变成事实科学式地澄清法律条件之方法的中心，并且可以整合法律史与法比较的结论［1３］，但每个学科仍应坚持自己对象的特定性。这里，可以简要地把它们概括为以下三类：（一）纯粹法理学如上文提到的，在法理学形成之初（从奥斯丁到凯尔森），它就已被赋予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是后人将其弄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的。（７）法人类学是法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这是指在立法、执法、司法运行中采用的方法，包括法律程序和法定的技术规程，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操作性。

可见，国际国内都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相互等同的现象。一旦多数法学家能如此做下去——如今已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获得了显著成就——那么，中国理论法学园地就将成为鲜花竞放、思潮泛涌、流派纷呈的生机盎然的胜境。这样的免于政府干涉的豁免甚至被认为是宪政的本质。

对于这些公共服务的可靠投入，市场要求有政府。[2]（P225）权利具有成本，也使权利设计不能不考虑其在公共资源分配上的社会妥当性。但美国纳税人最终为这场大火所付出的花费，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花费，初步估计在110万美元，也可能已经达到290万美元。[2]（P155）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由于权利和责任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具有必然联系的，权利文化也总是责任文化，法律上的许可在逻辑上也就隐含着法律上的义务，权利也就总是体现着约束。

大量志愿者的帮助、最终是公共资源，使得这次救援成为可能。四、权利必须附随着责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特别地强调了权利（出现了所谓的权利爆炸[2]（P138），而相应地忽视了公民对于其他人和社会所负有的义务和责任，这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片面的权利文化的不利社会后果的深深忧虑与批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权利恰恰是政府在交换普通公民负责任地支付的税收收入中必须作为回应而给予的公共服务。这是因为，所有的权利也都不仅仅是与个人的福利与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也在事实上通过社会合作而与公共的福利和利益直接相关，像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一样，权利也是制度性的发明，利用这些发明，那些自由的社会就可以努力创造和维持个人的自我发展的那些前提条件并解决着一些共同性问题，包括解决冲突并智慧地促进对于共同面临的挑战、灾难与危机的协同反应。这样来界定权利是更为现实性的和生产性的，即把权利界定为源自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资格或者与其所具有的从属关系的个人权力，以及把权利界定为稀缺的集体资源的选择性投资，它们是被用来达到共同目的和解决一般被认为是紧急的那些共同问题的。所幸在2000年，W·W·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Holmes）和芝加哥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教授卡什·R·孙斯坦（CassR．Sunstein）两人合著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靠税收》（TheCostofRights，WhyLibertyDependsonTaxes）一书。

最后，这场大火被控制住了。[2]（P220）权利具有成本，意味着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始终伴随着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实际使用。[2]（P15）由此可见，所有的权利也都是具有成本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尽管现在的美国法律的确授予了个人做那些被广泛地认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事情的权利，而这也不是任何自由政体或者任何确实是自由的国家的偶然特征而是其基本特征。

霍姆斯和孙斯坦指出，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把法律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负担看作或多或少是公平的分担。假如国库是空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为美国人所认为有价值的单独的权利能够得到可靠的强制执行。

[2]（P39—40）尽管这种权利的二分法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也根深蒂固，但这种分类并不准确。个人的自由要求的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政府的克制。

在当代美国的宪法法理学中，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它依然是50年以前或者100年以前的那种意义。福利权利的赋予（被广泛地理解为包括了远比现金交易更多的内容）是一种补助性的交换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补助性交换，政府以及缴纳税收的公民们报偿了穷人，或者至少给了他们对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合作行为以象征性的确认。在谈到为什么公民愿意支付权利的成本的时候，霍姆斯和孙斯坦说，他们当然可以基于恐惧或者因为习惯而支付，而不会问一句为什么。这对于旧的权利和新的权利，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前的权利和实行新政之后的权利，都是真实的。这类社会性的有益的发明不可能在交易与获得是非常伤脑筋的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出现。然而并没有单一的获得认可的关于这种道德权利的理论存在，某些关于权利的最有趣的哲学工作所做的就是对这种一般类型的权利进行伦理的探讨以及性质上的评价。

那就是把直接投入到某种权利保护上的私人成本与公共（预算）成本称为直接成本，而把为了保护某种权利而不能不投入到另外的相关设施上的成本称为间接成本———比如在南非为了保护通过废除臭名昭著的通行法（passlaw）而使人们获得的迁徙自由权利，政府就必须支出建造城市基础设施———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学校、医院等等所花费的公共成本。这种传说也没有忽视政府在促进文化衰退方面的有害作用。

书中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对我们关于权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设与操作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2]（P147）总而言之，权利拥有者自己具有一项负责任地行为的权利。

这里的问题是，正如现在被设计和实施的那样，权利保护的支出是否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受益，或者至少使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或者只是那些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的团体受益。当许多权利在美国宪法之中出现的时候，认为这些权利的特殊内容就是被雕刻在宪法这个花岗岩石之中的乃是一个错误。

但在这样的一个并不完美的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尚未正式出版之时即获如潮好评，正式出版之时其封面、扉页和封底也选载了部分书评。[2]（P114）权利不是与社会或者政府相对抗的，而是个人基于其本身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从而创造社会共存的基本方式，个人权利花费着公共资源，其在满足个人的利益需要的同时也增进着公共利益或者集体的利益。霍姆斯和孙斯坦指出：那些希望获得自己的空间的美国人称赞免于公共干涉的豁免权利，据说那些希望获得很好的照料的美国人寻求着获得公共援助的权利。

[2]（P168）相反，当有益的社会规范运转良好的时候，法律规制常常被证明是不必要的。例如，我的那种因为根据在一定范围进行统治的权力而被拿走了财产从而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如果国库是空的并且不能进行支付，就毫无价值。

但这些说法明显是修辞性的技巧。当国家聚集起保护的时候，公民回报以合作。

[2]（P75—76）（四）监督必须付费。前者是私人性质的和故意阻止性的，而后者却是慈善性的和积极促进性的。

当你阅读霍姆斯与孙斯坦的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感到震撼、惊奇并为之而信服，而且你也将在一种新的亮光之中看到许多相似的事实。同时，其他表面上是个人的权利同样是集体性地被授予、被设计、被改造、被解释、被调整和被强制以促进广泛地被看作为集体利益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人们没有同时认识到这种法律本身也是合法的话，一般公民是不会去遵守法律的。他们总结说，权利的确认，能够成为依赖、自怜和缺乏进取心的助燃剂。

前者的权利包括获得财产的权利以及契约权利，当然，也包括免于受到警察施加的酷刑的自由，而后者包括获得食物优惠券的权利、获得住房补贴的权利和最低福利支付的权利。更何况，权利的强制执行经常是不仅仅只依靠法院的。

[2]（P136—137）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批评权利言论、谈论社会的去道德化、呼唤羞耻感的复苏，因为许多批评者抱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被混杂的反主流文化所主宰。《杰哈德对美国的世界》（Jihadvs．McWorld）的作者、拉特格斯大学的本雅明·R·巴伯（BenjaminR．Barber）教授认为，霍姆斯和孙斯坦重建了对自由的保护与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之间的关键连接，他们也特别突出了私人权利的基本的公共特性。

正如霍姆斯和孙斯坦所言，权利在本质上是致力于‘反对政府的而不是召唤政府的，当适用于有时被称为‘私法的时候，这个理念明显是错误的。[2]（P140）他们认为，实际上，在自由的权利微弱地得到强制执行的社会———也就是陌生人之间的掠夺性行为大量存在的地方———是不会见到社会责任的繁荣的。